目的:1.调查了解AD家庭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现状及相互关系,验证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连带病耻感和社会支持间的中介作用。2.通过质性研究深入探索AD家庭照顾者的真实情感体验,对量性研究无法全面揭示的影响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因素加以补充,为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降低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1.对2020年12月-2021年11月郑州市三所三甲医院老年病科、脑病科门诊及住院部的AD患者的家庭照顾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连带病耻感量表(AS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进行调查;描述型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表示;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的得分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三者间的相关关系进selleckchem BAY 73-4506行分析;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一步探索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检验一般自我效CAR-T cell immunotherapy能感在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与社会支持间的中介效应。2.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1年12月-2022年2月选取郑州市某三甲医院老年病科、脑病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AD家庭照顾者为访谈对象。根据Colaizzi7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整合相似的内容定义主题,综合整理形成最终主题。结果:1.量性研究:(1)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得分(56.15±7.10)分,三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情绪维度、行为维度、认知维度;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38.97±7.36)分,三个维度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3.79±4.04)分;(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得分在患者的性别、医保类型、疾病严重程度、照顾者的婚姻状况、学历水平、就业状态、长期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每日照顾患者时间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与社会支持间呈显著负相关(r=-0.604,P<0.01);连带病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间呈显著负相关(r=-0.569,P<0.01);社会支持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间呈显著正相关(r=0.645,P<0.01);(4)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终患者性别、疾病严重程度、就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和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共6个变量能够进入方程,是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此网站主要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量的51.6%,且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连带病耻感与社会支持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32.79%,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0.121,-0.055)。2.质性研究:影响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外在因素主要包括疾病相关知识缺乏,刻板印象严重、支持性服务缺乏、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加重;照顾者自身主体因素包括:自觉自身名誉受损、负性情感的不断积累、自我价值感下降。结论:1.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社会支持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2.一般人口学资料中,AD患者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家庭照顾者的就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是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主要影响因素;3.连带病耻感与社会支持间呈负相关,连带病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间呈负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对连带病耻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调节作用;4.影响AD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形成的外在因素主要包括疾病相关知识缺乏、支持性服务缺乏、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加重;家庭照顾者主体因素包括自觉自身名誉受损、负性情感的积累、自我价值感下降。提示AD家庭照顾者的现状不容乐观,建议提高对该群体的关注,逐步满足AD群体的社会生活需求,为AD群体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